一波三折的宝钢工程

一波三折的宝钢工程 更新时间：2010-11-8 7:22:51 　　“宝钢国内外议论多，我们不后悔，问题是要搞好。第一要干，第二要保证干好。”“历史将证明，建设宝钢是正确的。”――邓小平

文/徐庆全

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后，中国人民在抒发了“胜利的十月永难忘，杯中洒满幸福泪”的无限感慨后应该做什么？“为了实现四个现代化，甘洒热血和汗水”。可是，怎么才能实现“四个现代化”？至少在这首歌传唱于大江南北的时候，最高当局还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认识。

但是，这种“四化”意识在促使国人自省的同时，也让中国睁开眼睛看看外面的世界。横向的比较使人们发现，中国经过了三十多年的奋斗，“赶超英美”不仅仍然停留在空洞的口号上，甚至比人家落得更远。与我们一衣带水的邻国日本，也远远地把我们甩在身后。强大的反差反过来促进了人们要尽快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愿望。

这种意识当然是好的，但另一面也带来了盲目躁动、急于求成的情绪。1978年“两报一刊”的元旦社论《光明的中国》，把发展速度问题提高到政治问题的高度，指出：“建设的速度问题，不是一个单纯的经济问题，而是一个尖锐的政治问题。”

1978年2月，五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通过的《1976年到1985年发展国民经济十年规划纲要》有这样一组数字：到1985年，钢产量要达到6000万吨，原油产量要达到2.5亿吨。从1978年至1985年，建成14个大型重工业基地。党中央认为，靠中国自身的力量达不到这样的速度，要利用外资，大量引进国外先进设备。这一年，我国引进了22项大工程的成套设备。上海宝山钢铁总厂即为其中之一。

宝钢引进的过程

1977年3月，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李先念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发言以及接见全国冶金工业工作会议代表的讲话中，强调钢的重要性：“我们确实想钢啊！想得很哪！全国人民都在想，世界革命人民也跟着我们想啊！想多搞一点。没有钢，什么农轻重都上不去。”提升钢产量是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目标，因此引进钢铁成套设备，是当时人们的共识。

1977年9月，冶金部副部长叶志强率领包括国家计委在内的“中国金属学会”代表团访日。回国后向国务院提交的报告中，考察团认为，从日本引进一些新技术新设备，把中国的钢铁工业搞上去，正逢其时。

这年10月，邓小平访问日本，参观新日铁君津制铁所。他对陪同的新日铁会长稻山嘉宽和社长斋藤英四郎说，你就照这个工厂的样子帮我们建设一个。

11月，中央政治局在听取冶金部关于钢铁工业长远规划计划时，对从日本引进技术和装备建钢铁厂就有所讨论。稍后，政治局又经过几次讨论，决定从“新日铁”引进成套设备，在上海建厂。下旬，国家计委、冶金部、外贸部联合向国务院呈上了《关于引进新技术和装备，加速钢铁工业的报告》，建议“抢建上海炼铁厂”，“拟引进两座4000立方米高炉”，“拟在1980年建成第一座高炉”。这个报告经国务院批准并指示：“对于支付能力，首先要立足于出口和各方面节约外汇。”11月29日，李先念接见日中长期贸易协议委员会委员长、新日铁会长稻山嘉宽，谈及双方合作建设大型钢铁厂时，稻山积极回应。于是，1978年3月30日，中央正式批准了宝钢建设项目。

这个大型项目落户上海，与上海钢铁业的发展现状及上海市委的积极争取有很大关系。

上海钢铁厂曾是我国重要钢材生产基地之一，钢产量占当时全国总产量的1/5。但上海的生铁产量却仅有100万吨，缺口需要从鞍钢等大型钢铁企业调运，令计划、调拨、转运部门头疼不已。当得知冶金部有从日本引进钢铁设备的消息后，上海市委认为这是个难得的机遇，应当积极争取将这一项目放在上海。时任上海市委领导的苏振华、倪志福、彭冲、林乎加、陈锦华等，为了能在与其他省市的竞争中获胜，都分别找中央领导人“攻关”；而国家计委、经委、建委和冶金部则支持上海。国务院派出专门的工作组到上海考察，经过全面权衡，最后决定把第一套引进项目建在上海。

1978年12月22日，即标志中国历史大转折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闭幕当天，中国技术进出口总公司和日本新日铁公司在上海签订了关于订购上海宝山钢铁总厂成套设备的总协议书。23日，宝山钢铁总厂正式开工建设，预定分两期、用7年时间建成。

在质疑声中坚持“干到底”

宝钢投资规模巨大，对国民经济全局影响甚巨。很多当初没有全面考虑的问题，开工后都暴露出来。公路等基础设施严重不足，建钢铁厂需要新建配套；华东电力、用水本来就紧张，再加上一个宝钢就更困难。1979年6月在国务院财经委员会会议的发言中，李先念谈到这种情况时说：“宝钢放在上海是为了解决调铁的问题。开始并不想搞这样大的规模，由于高炉很大，上海现有钢厂吃不了这么多铁，发生了‘大茶壶小茶碗’的问题，于是增加了炼钢、轧钢设备，这样就形成了一个完整的钢厂。”

为配套设备而引起的宝钢追加投资，自然引起人们的议论。为什么议论？因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央已经意识到此前国民经济发展计划中的“冒进”倾向。

1979年１月6日，邓小平同余秋里、方毅、谷牧、康世恩4位副总理谈经济建设方针问题时指出：我们要从总方针来一个调整，先搞那些容易搞、上得快、能赚钱的，减少一些钢铁厂和一些大项目。引进的重点要放在见效快、赚钱多的项目上。今年计划有些指标要压缩一下，不然不踏实、不可靠。3月21日至23日，国家计委向中央政治局提出修改1979年计划的建议，指出1978年建设规模搞大了，引进搞急了，钢搞多了，加剧了国民经济比例的失调，要下决心进行调整，加强农业和轻工业，缩短基本建设战线，工业速度由12%降为8%。4月5日至28日，中央召开工作会议，李先念作报告，确定了用三年时间对国民经济实行以调整为中心的“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方针。4月1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通知，同意并批转国家建委党组《关于改进当前基本建设工作的若干意见》，提出要认真清理在建项目，缩短基本建设战线。当前一项迫切的任务，就是要对那些不急需和不具备条件的建设项目，实行停、缓、并、转、缩，以便腾出人力、物力、财力，加强薄弱环节和直接关系人民生活设施的建设，使国民经济的发展逐步协调起来。

在这一大背景下，社会各界对1978年引进的一批大项目提出了种种质疑。破土动工不久的宝钢要不要停建或者缓建，成为众说纷纭的热门话题。

既然调整的重点是缩短基建战线，尤其是钢铁工业，而宝钢预算总投资为200多亿元，是建国以来引进和建设规模最大的一个企业，理应下马。有的部门甚至提出了上百条不同意见，甚至把宝钢说成是“洋冒进”的产物，强烈要求停建。

而在中央高层，对此也有过议论。在中央工作会议期间，中央政治局常委和委员都表过态，宝钢不下马，要干到底，要勇往直前。可是，面对各种意见，中央不得不谨慎地考虑这个问题。

1979年2月15日，李先念在冶金部一份简报上批示：有的同志对宝钢有意见，冶金部这份简报究竟如何？我建议谷牧同志找些有不同意见的同志展开辩论，不过工程进度还是不变为好。

5月底至6月初，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财经委员会主任陈云到上海，对宝钢建设问题作调查研究，听取了各方面专家干部的意见。6月16日开始，国务院财经委员会连续召开四次会议，专题讨论宝钢工程问题。在第一次会上，陈云和李先念分别在会上作了讲话。陈云强调，对这个工程要“干到底”，“店铺开门不怕买卖大”。又特别指出：“对宝钢要有严格的要求，甚至要有点苛求。只能搞好，不能搞坏。这是为了取得经验。宝钢是四化中的第一个大项目，一定要做出榜样来。”李先念则坦陈肺腑之言：“有生之年不多了，想把国家搞得好一些，搞点实力起来，你弱了，人家不理你那一套!”最后，他要求全国“各条战线都要支持宝钢”。

7月4日，国务院副总理王震到宝钢工地视察。他表示：我们现在要搞四个现代化，宝钢就是现代化的象征。不要对宝钢泼冷水。搞现代化，就是要有气魄。

7月21日，邓小平到上海视察。他在接见中共上海市委常委时明确表示：“宝钢国内外议论多，我们不后悔，问题是要搞好。第一要干，第二要保证干好。”1979年9月，他在中央一次会议上指出：“历史将证明，建设宝钢是正确的。”

根据中央领导的指示精神，中央和国务院20个部、委、局、总局、银行，研究宝钢建设的具体措施。9月，李先念批准了国务院财经委和冶金部等单位关于宝钢建设的肯定性意见，邓小平等均同意。宝钢在“调整”声中得以继续建设。

“下马风”再次吹到宝钢

1980年国民经济的三年调整进入第二年，为了加大调整力度，中央决定成立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取代国务院财经委员会。宝钢的建设问题，又一次成为自上而下关注的焦点。引发这一焦点的是，宝钢在建设过程中，产生了基础桩位移的问题。

1980年夏季，正在打桩的宝钢初轧工地发生了桩基位移。消息不胫而走，社会上议论再起：“宝钢地基松软，今后可能滑进长江。”

尽管宝钢请来了宝钢顾问委员会的顾问、专家、教授们，经过现场踏勘，认为“大面积土建位移属于正常情况”，“位移量并未超过上限”。然而，桩基位移以及其他宝钢建设中的若干问题，再次引起了社会的普遍关注。

1980年9月，五届全国人大第三次会议上，“检查了因1977年特别是1978年经济建设上的高指标、新冒进所造成的一百几十亿元的财政赤字”，宝钢问题再次成为争议的焦点。北京、天津、上海等代表团的人大代表就宝钢建设问题4次向冶金部提出质询。代表们共提出60条意见，归纳为：为什么要上宝钢；厂址为什么选在上海软土层；宝钢会不会增加上海的环境污染；关于桩基位移；宝钢投资是不是无底洞；进口矿石有没有保证。冶金部部长唐克等诚恳地向代表们汇报了有关情况，表示要认真听取代表们的意见，一定要建设好宝钢。《人民日报》公开报道了这一事件，更加引起了国内外的关注。

1980年11月，在国务院召开的在全国省长会议上，提出了宝钢工程是否停、缓建和下马的问题。不久，国务院正式通知上海：宝钢工程“一期停缓，二期不谈，两板退货”。11月4至5日，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全体会议决定：宝钢工程一号高炉系统推迟到1984年建成；二期工程全部停、缓建。

12月23日，中央财经领导小组会议再次讨论宝钢工程调整问题，决定：宝钢二期工程停建；关于一期工程是否继续建设，采纳中共上海市委第一书记陈国栋的建议，组织专家论证；同时，要求宝钢现场保持稳定，做好停、缓建工作。会议提出，宝钢工程建设“要调整、退够，要下好。”

12月30日，兼任宝钢工程指挥部政委的陈锦华向国务院领导写信，陈述对宝钢工程调整问题的意见。为了“把损失减到最小程度”，陈锦华建议“不作下马处理，而叫缓建，即在国家给宝钢安排下马必不可少的开支金额内增加几千万元，让工程缓中求活”，“……只需再增加3亿元投资，总支出保持4亿元水平，即可细水长流、缓中求活，工程不致完全中断。”

由国家计委、建委主持召开的宝钢一期工程建设论证会，1981年1月7日至11日在北京、12日至31日移至宝钢现场举行。中央17个部委，上海有关委、局、院校，以及宝钢工程指挥部、宝钢顾问委员会的领导、专家和教授200多人参加论证。经过论证，形成三种意见：一、停建，将到岸设备分到其他钢厂；二、按原进度继续建设；三、缩小规模、延长工期、分段建设，再花25亿元投资，把已投入的103亿元的工程救活。

1981年2月10日，国务院召开宝钢问题会议，听取宝钢论证会的情况汇报，决定宝钢自备电厂继续建设。8月7日，根据国务院的指示，国家计委、建委联合发出通知：宝钢一期改列为续建项目。

此后，宝钢一期工程进展顺利。1984年2月，邓小平视察宝钢，回京后提出：“宝钢二期要上”。1985年9月，经过长达7年多时间的筹建，宝钢终于胜利建成投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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