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来 佐武郎（おおきた さぶろう、1914年11月3日 – 1993年2月9日）日本原官僚，经济学家。1914年出生于中国大连，是日本战后第一位联合国总部工作人员，是首位具有国际化视野的经济学家，也是首位来自民间、代表日本的外交家，曾任日本第108代外务大臣，综合研究开发机构研究评议会议长等职。
1979年1月28日，农历大年初一，这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迎来的第一个春节，举国欢庆，万象更新。当全国人民都沉浸在浓重的节日气氛中时，中共中央国务院谷牧副总理为代表的国务院各部门负责同志、社科院经济计划及政策制定的相关干部共计500多人这个春节却并未能与家人一起辞旧迎新。春节三天，他们都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倾听一场题为“中国经济与日本经验”的连续几日的集中讲义。
在“文化大革命”刚刚结束，国内还满目疮痍、百废待兴之际，能在钓鱼台国宾馆，利用春节假期给国务院、社科院等干部讲课，这位讲演者究竟是何方神圣？有什么背景呢？
一
答案先不着急揭晓，把时间稍微往前推一下，就在刚刚过去1978年12月18-22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紧接着全会公布了一个爆炸性的决定，不仅提出要将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还提出要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四个现代化。
此时的中国，“四人帮”刚刚粉碎，国民经济经受十多年的严重破坏，问题非常严重，在生产、建设、流通、分配等领域都还比较混乱，搞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谈何容易。在绝大多数人还在犹豫彷徨该如何前进时，有一个人的脑海里却似乎早已将大局步定，中国该何去何从仿佛已尽在掌握之中。
时间再往前推两个月，1978年10月，一位中国政要到访日本，作为战后首位出访日本的中国政要，日本举国上下都表示出了极大的热情和隆重的欢迎，他就是时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副总理的邓小平。10月23日，福田赳夫首相携400多位日本友人、28个驻日主要国家大使举行盛大仪式欢迎邓小平访日，并共同参加了《日中和平友好条约批准书》的换文仪式。在随后的讲话中，邓小平指出：“要为中日两国人民世世代代友好，为迎接中日关系更加光辉灿烂的前景，为亚洲和世界和平共同努力”。
此时的中国，“文化大革命”刚刚结束，而日本自1964年举行了战后首届奥运会后，又在1970年举办了世博会。此时距离日本奥运会时开通的全世界首条投入商业运营的高铁已经过去了近15年。邓小平饶有兴趣地亲自坐上了日本的新干线，来感受战后日本经济发展的速度。在被问道感受如何时，邓小平回答，“就像推着我们跑一样，我们现在很需要跑”。此次访日期间，邓小平不仅乘坐了高铁，也参观了日方安排的所有现代化企业。在新日铁的炼钢炉边，邓小平惊讶地发现，这里非但没有热火朝天、大汗淋漓的炼钢场面，反倒是平静地种起了一排花。在松下、日产等的汽车生产车间，邓小平也没有见到扎堆的工人，映入眼帘的全是机器人，不仅可以24小时连续工作，还完全不用担心生产质量。从东京到京都，日本战后几十年取得的成绩，居然是如此的令人震惊。
如何来加快推动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邓小平从战后仅仅用了23年就便跃居世界第二经济大国的日本寻找到了答案。
在之后的记者招待会上，当被问及中国要建设四个现代化问题的时候，邓小平回答说：“我们必须承认我们的落后，老老实实承认落后就有希望，要向日本学习”。
二
邓小平回国后，他的得力助手，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谷牧提出“十年文革把我国破坏殆尽，加上对世界经济的研究落后，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面临巨大困难”。谷牧向邓小平建议，可以请外国人担任顾问减少中国的弯路。
谷牧副总理的这种想法在当时是非常大胆、破天荒的。新中国自成立后，甚至加上之前，中国共产党都从未邀请过外国人担任中国政府的顾问。在邓小平的支持下，1978年12月23日中日合作项目宝山钢铁的开工仪式上，谷牧副总理向时任日方代表的稻山嘉宽（时任新日本制铁会长）提出，希望能给中国推荐一位熟悉世界经济的专家。稻山推荐的正是曾任日本经济研究中心理事长、时任日本海外经济协力基金总裁的大来佐武郎。
大来佐武郎，1914年11月3日出生于中国辽宁省大连市，父亲是当时《人民新闻》的一名记者，日俄战争后，怀抱青云之志来到中国，进入由末永铁严（日本右翼团体玄洋社出身，曾与三宅雪岭、高滨虚子等创办《日本新闻》）在大连创办的日文报纸《辽东新闻》。其母亲是铁严之妻贞子的妹妹，他是家中的第三子，其家族姓氏大来的来源，据说取自《易经》中“大来小往”。其家族世代喜好钻研学问，大来从小时候起就经常听其父亲讲述中国或日本的历史。据其称，其父亲将其取名佐武郎之名用意也颇深。佐，意为帮忙、帮助，武，意为止戈，希望和平，即，希望他能成为一个爱好和平之人。
1921年，大来入大广场小学，当时的大连第四小学。在大来的记忆里，小学阶段印象比较深的可能是耐寒训练。大连的冬天很冷，在零下15度前后的天气，早晨天不亮就要爬附近的南山，虽然艰苦，但却锻炼了他坚强的意志。
大来在大连一直读到小学毕业，1927年，他才第一次在母亲的带领下，经沈阳、首尔、釜山回到东京，进入府立一中。1931年以优异的成绩考入被誉为东京帝国大学预备学校的第一高等学校，毕业后顺利进入东京帝国大学电气工学。大学时代，最让大来印象深刻的就是大二时参加了“满洲电气学会”。得益于此，大来能够在大连、沈阳、哈尔滨等进行了一周多的旅行。对于大来来说，大连是他的故乡，虽然回到日本这么多年，但他无时无刻不怀念着在大连度过的童年时光。
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而大来也从东大毕业，9月进入日本递信省（类似邮政部）。两年后的1939年6月，被派往位于北京的兴亚院华北联络部。联络部在北京、张家口、上海设有三个分支机构，派遣一些年轻的官僚负责，而张家口的负责人是大平正芳。也正是在这段时间，大来结识了大平正芳。
在北京期间，大来参加了一个由日本年轻学者组成的主题为中国问题的读书会“北京木曜会”，通过读书会，大来接触到了孙文的《三民主义》，橘朴的《中国思想研究》等。在北京赴任之初，大来就对眼前这场战争不抱希望，从战争的物资动员计划等，他隐约感觉日本注定是要输掉这场战争的。在北京任职两年多后，1942年2月，大来被调回日本，任职兴亚院本院技术部，当年11月，兴亚院与外务省亚洲局合并成立大东亚省，大来被分至总务局调查科。
在战争尚未结束之际，大来就已经开始考虑日本战后的问题。战争结束的第二天，大东亚省总务局长室就召开了第一次战后问题研究会，开始着手讨论日本战后的问题。研究会定例每周一次或两次，前后一共进行了四十多余次，在45年底由大来等执笔编辑成《日本经济重建之方途》的报告书，第二年3月改为《日本经济重建的基本问题》，印刷了一万多部，发给了相关各部门，受到了各方的好评。
1947年6月，片山内阁成立之后，大来被任命为总裁官房调查科长，在他的推动下，日本历史上第一份经济白皮书《经济实相报告书》出笼，为战后日本民主政治的推行起到了巨大作用。1949年，随着道奇路线在日本的施行，日本战后的经济迎来巨大转变。1950年4月起，大来随时任金融局次长的西原直廉赴欧美进行为期5个月的考察，这成为其走上国际化的一个起点。之后相继出席了在巴基斯坦、缅甸召开的亚洲和远东经济委员会（现联合国亚洲及太平洋经济社会委员会），并于52年4月起，赴曼谷该委员会总部任职。1953年底返回日本后，先后担任经济审议厅调查部调查官，1957年任企划厅计划局局长，1962年任企划厅开发局局长，1964年任日本经济研究中心总裁。
1972年4月，美国总统尼克松夫妇访华结束两个月后，应三木武夫之邀，为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大来经香港、广州抵达北京。一周的时间里，先后会见了中日友好协会副会长王国权，会长廖承志，之后还和周恩来总理举行了几次会谈。
考虑到大来是经济方面的专家，所以此次访问期间还应邀给中日友好协会、对外贸易部、新华社等做了关于日本经济的讲演。4月17日，周恩来总理设宴招待三木一行。席间，周恩来总理向大来咨询了很多关于经济的问题。
一系列的会谈结束后，大来一行还参观了颐和园、卢沟桥人民公社、八达岭长城、北京大学等。对大来来说，不仅出生在大连，而且曾经在北京工作过两年，这次时隔近30年后再访北京，格外有意义。虽然北京的城墙已经被拆除，一条条大路通往郊区，所到之处均是新造的人工林，但是也有很多建筑物被原样保存下来，住的北京饭店还是保持着当初的风姿,每一处都充满回忆。
三
1979年1月底，在新日铁会长稻山嘉宽的推荐下，大来和日本综合研究开发机构理事长向坂正男、日本兴业银行调查部副部长小林实等一行三人抵达北京。
迎接他的正是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谷牧。当时的中国，刚刚在过去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提出要实现农业、工业、国防、科学技术的四个现代化，制定了十年的发展计划，但是要让国民经济恢复，中国还是必须得向外国学习。就在很多人还在犹豫究竟应该向谁学习时，邓小平给出了这样的回答：“中国应该向日本学习的尚有很多，中国应该借助日本的科学技术甚至是资金”。
于是，就在大来抵达的次日起，在钓鱼台国宾馆举行了题为“中国经济与日本经验”的集中讲义，讲授当时世界经济的状况。五百多名政府官员和经济研究的相关学者聆听了这次讲义，仅限中国政府及经济相关官员发行的一部内部资料记录下了这次讲义的内容。
大来分析了战后日本经济增长的原因：大量引进最新技术，拥有训练有素的工人，提升技术和管理水平，提高生产效率。由此积累了日本经济成长的资本，从而促进进一步的投资，形成良性循环。大来打破了社会主义的禁忌，阐述了中国引进市场经济原理的必要性。大来还接着指出，按照目前状况，中国今后极有可能陷入资金的匮乏，其根据是中国指望靠资源来获取外汇，但在资源问题上中国存在错误的认识。大来指出，中国的资源按照人均计算的话，绝非资源丰富的国家。
习惯了吃“大锅饭”，集体主义，对于人均这样的概念，当时的中国人完全都没听说过。直到听完大来的讲演大家才恍然大悟也深受冲击。为解决资本问题，大来建议接受日本政府的日元贷款，接受外国的资金援助。然而中国对于引进外国资本深怀戒备之心。
在过去的时代，中国非常自豪地宣称，中国是世界上唯一一个既无内债也无外债的国家。如果让中国接受外国政府的开发援助，这可能意味着中国将再次沦为殖民地。并且当时的中国一直坚持认为比如韩国等接受了外国政府的援助，不就是殖民地吗？大来为此反复解释，韩国并未成为日本的殖民地也未成为美国的殖民地，逐渐扭转了中国人的意识。
谷牧在回忆录中回忆说，大来的讲义是我国政府官员第一次接受的世界经济教育，是解放思想的重要启蒙。大来的讲义当然也被呈送给邓小平。邓小平表示：“日本学者们的意见非常好，制定长期计划时应考虑这些意见”。
同年10月，应中方邀请，三人再次到访北京，此次为了听取三人对中国发展的实际感想和建议，特意安排去了上海的汽车、机械、纤维等制造工厂，还去参观了宝山钢铁厂。三人印象最深的是此时中国的工业生产依旧几乎全部都依靠人工、生产效率非常低下。对此，大来提出中国要实现工业现代化，就必须系统发展机械工业，振兴出口。
大来的讲座和建议对中国经济决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此后，中国便开始大胆转向了市场经济。尽管中国老百姓对此存在很大的抗拒心理，但是要想推进改革开放政策就必须学习日本经验。
1979年9月1日，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谷牧访日，接受了大来的建议，与日本政府商讨资金合作，这是东西冷战时代中国首次向西方国家请求资金援助。
接待谷牧的正是7年前恢复中日邦交时担任外务大臣的大平正芳首相，大平一直在摸索通过强化日中经济交流巩固两国关系。大平曾称：中国和日本的关系就是除夕夜和大年初一的关系，虽然只有一天之差，但是稍有疏忽可能就是364天之差。
在日期间，谷牧副总理在其发表的演说中承认，日本拥有先进的技术，高度的管理经验，中国应该向日本学习。
学习日本，这是中国推进改革开放的重大决断。而这点就连当时谷牧副总理的家人都难以接受。当时电视上转播了谷牧访日的情况，当谷牧副总理的母亲，看着电视里飘扬的日本国旗时，拄着拐棍一边敲打着地板一边连哭带骂“汉奸、汉奸”。对于当时的中国人来说，对于那一辈的人来说，日本的国旗唤醒了太多中国人过去苦难的记忆。
谷牧访日三个月后，第二次大平内阁成立，在就职演讲中，大平首相就表态要重视对中关系。
大平重视中日关系是有其特殊的背景的。1938年12月，日本军部和外务省围绕着对华外交问题尖锐对立，为协调双方在中国“一致”行动，近卫内阁成立了由各部门负责人共同参与的兴亚院。翌年6月，受大藏省委派，大平被调至设在张家口的联络部担任蒙疆联络部经济科长。
行前，大藏次官曾交代说：“张家口就是一张白纸，无论是财政还是经济都有足够的自由裁量”，但是，当大平抵达当地后才发现，陆军司令部对当地拥有至高的行政权力，根本不是想象中的权力空白区。大平的到来，反倒被视为给陆军添了个麻烦，成为军队的累赘。近两年的时间里，他亲眼见证了陆军在中国犯下的种种恶行。
第二次大平内阁成立后，日本国内针对出资援助中国争论不休，都在讨论作为政府层面的资金援助是否可以认为是战后对中国的战争赔偿。而为了积极推动对中国的资金援助，此时大平起用的外务大臣正是担任中方顾问的大来佐武郎。
大来在战前兴亚院时就与大平结识，曾在一起畅谈日本的未来。大来就任外务大臣的当天发表的演说中就提及日本政府将向中国提供高达500亿日元的资金援助，他宣布对中国借款无附加条件，这意味着日本对援助物资的分配不设任何的限制。
改革开放距今已经过去了40年，在2018年12月18日，中国在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的大会上，向10位国际友人颁发了中国改革友谊奖章。大平正芳凭借“推动中日邦交正常化、支持中国改革开放的政治家”而获颁奖章。大来佐武郎虽未获表彰，但是作为中国高层的市场经济启蒙专家，同样为中国的改革开放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完
